12岁男孩多次性侵同岁脑瘫女孩的新闻，再一次激起围绕追究未成年人犯罪刑责的讨论。
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，它屡次随着未成年犯罪事件回到公众视野。2020年12月，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，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不再是刑事“免责人群”，可谓对舆论多年呼吁所作出的正面回应。
然而，具体到这一事件，因为犯罪行为是性侵而非故意杀人、伤人，12岁男孩免于刑事责任，被害人家属选择提起民事赔偿诉讼。
《刑法》的调整，是在特定情形下，经特别程序，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，更轻微的犯罪、更低龄的犯罪人如何惩戒，依然是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。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印波向央视网《新闻+》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思考。
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有哪些规定？
印波：刑法的第十七条的规定非常明确，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8项罪行，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放危险物质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又规定，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，或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，情节恶劣的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除此之外，还明确规定了应当对不满18周岁的人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未成年人犯罪，父母是否应该承担责任？
印波：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后果，因为未成年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，无法承担民事责任，父母作为监护人是要代为承担的。在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对于监护人、社会的帮扶机构应该承担的责任有非常丰富的规定。
我认为，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，也不应是“一放了之”，还要以矫治教育来进行衔接，要有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管教、矫治、教育参与其中，这个责任也应该由程序固定下来，形成一体化的综合治理。
为什么要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？青少年有哪些特殊性？
印波：首先这是法律的人道主义的体现。从刑罚角度来说，有违法性，有可责性，不仅要衡量行为人的民事行为能力，还要衡量他承担刑罚的能力和责任。
一个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小孩，做了一件错事，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甚至是伤亡，但基于国家对于他心智的判断，没有办法把他当成一个成年的心智发育非常成熟的人，那么也就不能对他施加相关的刑罚。
低于一定年龄的青少年，我们推断他不具备承担刑罚的能力。如果这个时候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追究，则不符合刑法的性质以及刑法的保护目的。
而且我国也签署了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其中的原则就是国家要像父母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儿童，尽量不把儿童作为刑罚的对象。
无论是从现代国家的人道主义，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关爱的基本原则出发，对于未成年人都应当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对犯罪者的宽容是不是对被害人的残忍？
印波：被害人学的兴起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命题，就是人道主义是不是仅仅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道，被害人的权益到底在哪里？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尖锐的问题，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，经特定的程序，对于法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。
一方面在最近这几年，低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青少年，犯下了一些匪夷所思的、情节极其恶劣的犯罪案件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，引发了人们的声讨。尤其是考虑到某些青少年甚至宣称自己尚未到刑事责任年龄，以此推卸责任，有些未成年人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早熟，所以社会各界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。下调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，实际上是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律的。
另一方面，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，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是责任能力的一种评价，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和福利政策的考量。
人们可能感觉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案件增多了，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假象，因为现在的互联网非常发达，导致少数的案件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关注，而恶性犯罪的低龄未成年人实际上仍然是极少数。为了极少数人的事情，去下调刑事责任年龄，有人认为不符合逻辑——12周岁和14周岁仅相差两岁，如果做这样的调整可能会影响一大批人。今后发现更低年龄的儿童实施严重的暴力犯罪，是不是我们还要继续去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？所以，我们不能认为简单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就能够实现刑法的保护目的。
英美法系国家有恶意补足年龄之说，指控方要对未成年人的恶意提出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，才能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这样一个证据规则的设计，实际上就起到了有效平衡保护未成年人和惩罚犯罪的效果。但对我国来说，引入这项制度成本相当之高，可操作性比较低，就像正当防卫一样，证明恶意会引发很多其他问题。
我们国家人多地广，选择从程序上予以把控，加了一道“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”才追究刑事责任，这样的设计就能使前面两种观点得到比较好的平衡，确保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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